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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信心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8:22:42 阅读: 来源:镰刀厂家

作为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,他们早出晚归、一年无休,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;他们凭双手赚来的辛苦钱不仅要养活自己,还要养活一家子,是家庭的“顶梁柱”。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差,社会保障水平低,收入水平普遍不高。如何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,让“漂泊者”的生活也有底气?

工作不稳定,总是换不停

“我没什么文化,不好找工作,经常干了这家就得愁下家,这样下来收入水平不太高。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,或者存下来给孩子日后备着,自己的生活开销勉强能维持就行了。”

——家政服务员张大姐

张大姐今年40来岁,已经在北京从事了近10年的家政工作。她说:“我没什么文化,不好找工作,经常干了这家就得发愁下家,这样下来收入水平不太高。老家生活负担重,每个月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了老家,或者存下来给孩子日后备着,自己的生活开销勉强能维持就行了。”

张大姐老家在四川,为赡养老人、抚养两个孩子,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保姆。这几年她前后换了七八份工作。往往一点小误解就让张大姐“丢”了工作,总是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。

不确定的工作带来不稳定的收入,制约着张大姐的消费水平。如今,她每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,平时自己每月只留下100元,剩下全都寄回老家。由于吃住都在雇主家,每月,张大姐在生活上的花费只有三四十元,买护肤品的花费只有1.5元。

“大女儿在上高中,学校要交费,加上平时的生活开销,一个月要1000元左右,小儿子每个月给花120元左右。”张大姐对一家人的生活精打细算,可是,因为没有合同保障,收入不稳定,显得力不从心,“如果可以的话,我想找个中介公司挂靠着,能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。”

前不久,一项针对2004年至2011年7年间进城务工人员生活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,工作不稳定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。2004年,被访者中有跳槽经历的农民工比例为23.7%,到2011年,这一比例为40.6%,上升了近二成,同时有39.5%的农民工计划在1—2年内换工作。

与此同时,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也在下降,其日常生活开支占收入的比例快速下降。调查显示,近年来,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,但其支出更趋保守,日常开销的比例降低,而储蓄的比例有所增加。

2004年,进城务工者的日常生活开支占其收入的41.5%,储蓄占其收入的22.1%,寄给家里人的钱占其收入约为22.9%。2011年,这三项的比例分别为20.1%、47.4%和21.2%,日常生活开支的比例急剧缩减。

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认为,人在年轻的时候,可以多换换工作,但被动地不断更换岗位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不稳定的状况,顾教授认为,除了开展就业培训,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外,应该加强劳工合同的规范性,政府应引导和规范小企业加强用工合同制度,为农民工稳定就业提供保障。

社保不完善,自己担风险

“来北京打拼,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。对于物质生活,我没有过高的要求,平时也不敢多花钱。只希望孩子少得病,长大了,能留在北京读书工作。”

——拉面馆小老板小肖

在北京朝阳区某小区旁边,来自甘肃的小肖经营着一家小拉面馆。用餐高峰期最忙碌:收款、上菜、打扫、接外卖电话……小肖一刻不停地在店里忙活着。

“2003年是我和我丈夫最困难的时候。”当时,他们夫妻俩住在每月花350元租来的地下室里,每天就靠啃馒头、就豆腐乳过日子。那段时间,小肖有了身孕。“当时在北京的医院生孩子,至少要准备4000—6000元。因为没有医保,这些钱只能自己想办法。”小肖说,他们东拼西凑,终于凑齐了这笔钱,“那个时候收费还比现在少,如果是现在,到北京的医院生孩子,我们外地人根本生不起。”

孩子出生后,身体一直不太好。小肖说,孩子2岁的时候,得过一次肺炎,医生说要住院,但住院的花销实在太大。因为没有北京户口,小肖孩子的看病花费也得自己掏。“我只能每天抱着孩子去医院打点滴,来来回回地跑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耽误了,现在孩子一感冒发烧总是咳嗽得很厉害。”

医院是小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她还记得,一次爷爷来北京看病住院,花了7万多元,最后回家只报销了7000元,大额的医药费用让家人很头疼。“平时就怕孩子、老人生个病、吃个药什么的,一生病,这点辛苦钱算是白赚了。”小肖说。

两年前,小肖租下现在的店面,从老家找了些亲戚帮忙,开了这家拉面馆。半年前,餐馆才开始盈利。除去每年7万元的房租等费用,小餐馆月收入4000—5000元。其中2000元用来交孩子的学费,600元用来支付铺面房租。“因为自家开饭馆,吃饭的钱倒是挺省的,加上平时必须的日常开销外,我们没有什么余钱可以拿来花。”小肖说。

“来北京打拼,所有事情都要靠自己。对于物质生活,我没有过高的要求,平时也不敢多花钱。只希望孩子少得病,长大了,能留在北京读书工作。”小肖打算着。

很多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是青壮年。顾海兵认为,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都会回归农村,最后真正留在城里的人很少。因此,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,也要注意城乡社会保障的区别和衔接,在城市工作时要为他们提供保障,将来回到农村,这些保障机制和措施也要能够延续、衔接起来。

挣钱不容易,花销连连涨

“儿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小学上学,一学期学费要2000多元。平时,吃饭、房租、买生活日用品、给孩子交学费成为主要的开销。”

——水果摊贩小董

小董今年30岁出头,在北京丰台区某社区一角摆了个水果摊。埋在堆积如山的桔子堆里的,是小董的妻子阿华。他们俩一个来自广东佛山,一个来自河南周口。两人每天早上5点起床,夜里9点收工。

2008年,他们刚到北京,在丰台区南五环租了一间房子。两人没日没夜地干,每月最多挣两三千元,但在那时,生活开支也比现在少,每月租金只要200元,除房租外,每天最大的花销就是吃饭,“每顿饭最多也只花五六元。”小董说。

如今收入涨了点,每月能挣四五千元,但是生活成本涨得更快。“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,在北京打工子弟小学上学,一学期学费要2000多元。平时,吃饭、房租、买生活日用品、给孩子交学费成为主要的开销。”小董说。

“现在一家人吃顿饭,没有几十元钱下不来。还有其他各种费用都在涨。”阿华说,三口人回家过年是奢侈消费。“从北京到佛山坐火车差不多要22个小时,硬座就得253元。每次回家过年,光是路费就让人受不了。”

顾海兵认为,增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等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信心,一定要逐步赋予他们同城待遇,推进社会公平,提高社会保障水平。另外,出台优惠政策措施,为中低收入人群自主创业创造有利环境,也是增加其收入、稳定生活预期、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。政府应该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,给小企业税收和政策上的支持,促进小企业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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